[人民日报]“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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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5

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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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总则草案先后3次向社会征求意见、4次在不同省市召开座谈会,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意见7万多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在认真研究吸纳广大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后,又对草案进行了多达126处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55处,有效汇聚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最终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30票反对、21票弃权获得高票通过,凝聚了最大共识,得到了广泛认同,确保了立法的质量和科学性、可行性,更有利于为其它分编的编纂发挥统领作用。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新华社“决心”号3月18日电 题:在大海挥洒青春——记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中国“80后”新华社记者张建松神秘浩瀚的深海,是地球上人类尚未逾越的“最后疆域”。以船舶为马、以科学为缰,在这片“最后疆域”战风斗浪、驰骋纵横,是一件很“酷”的事。

    北京银行有关负责人向北青报记者证实,该行基于当前市场环境,为有效防范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推动房贷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已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最大优惠幅度从9折上调到95折。还有业内人士透露,其他银行有些上浮的程度比北京银行更高,可能取消折扣,达到基准利率水平。  首套利率提高后,购房者的月供会增加多少呢?以300万元25年期贷款计算,采用等额本息法,9折利率是4.41%,月供为16522元,上调为95折后,利率升为4.655%,月供为16940元,每月多支出418元,每年多支出5016元,25年共多支出利息12.54万元。若上调为基准利率4.90%,月供增加至17363元,每月比9折的月供多支出841元,一年下来多支出利息1万元,25年要多支出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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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支持东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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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宣传部门主动作为。省委宣传部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摸清文化家底,明确工作思路。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福建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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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州市委组织部部长莫怀学告诉记者,落实总书记的要求,组织部门现在就是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继续选派好驻村干部,整合好涉农资金,不断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  强化统筹意识,处理好点和面、当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输血和造血等关系;  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切实抓好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就业增收、教育和医疗卫生、低保兜底和救济救助等工作;  塑造新风正气,带动更多群众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落在实处。从革命老区到贫困山区,从黄土高原到边疆民族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投入工作,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参与采写:张非非、何欣荣、叶建平、王炳坤、赖星、周楠、吴文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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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河南省宁陵县赵村乡孔庄村一位邵姓村民家中了解到,作为家里独子,好不容易托媒人说成了一门亲事,女方既要新房又要轿车,他的父母只能按照“规矩”花24万元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加上酒席、彩礼等开销,结婚共计花了40多万元。“结了个婚,全家欠了20多万元债。”这位村民说道。在山西吕梁岚县,一些干部说,过去大操大办盛行,随礼礼金从500元起,上不封顶。群众虽无奈,但碍于“惯例”,礼金不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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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中共地下党员肖林奉周恩来指示,与夫人王敏卿开办公司,为党筹措活动经费。

到1949年完成使命时,他们一次性向党组织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达1000多万美元。

在交出全部资产后,他们只留下三块银元作纪念。 这三块银元是肖林夫妇开展经济工作、为党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   肖林,原名肖本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肖林”是他常用的笔名。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停发了第十八集团军军饷。 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指派肖林“下海”经商,开展经济活动为党筹措经费。 接受任务后,肖林从钱币交易市场开始,学习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赚得了一些收益。 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一同回到江津,开办起“恒源字号”商行,主要业务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然后又从江津贩运食糖到重庆销售。

1941年到1945年,肖林夫妇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

不久,“恒源字号”又入股创办重庆大生总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肖林夫妇牢记周恩来的话:“不要怕被人家说是唯利是图。

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肖林挣来的钱,为党提供了重要经济保障,只要接到上级指示,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钱送到指定地点。 他的原则是“组织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 即使不够,想方设法凑也要凑足,绝不能误事”。

  1948年2月,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鼓舞下,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提出改善待遇、补发配给品。 国民党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百余人受伤,200多人被捕,26名罢工工人被判刑。

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声援浪潮,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找到肖林,肖林当即开出一张3亿元法币的支票支援上海工人运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肖林进入军事管理委员会轻工业处,接管中国纺织品公司,他向党组织上交之前经营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和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自己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作为纪念,他也因此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新中国成立后,肖林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上交的12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的资产,那都是党的钱,全额上交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1997年,肖林将他珍藏了40多年的银元也捐给了博物馆收藏。